旋即，王鹿又是摇了摇头，看向贾芸，眼神里面充满了一种羡慕之色，说道：“不过，贾案首就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贾案首已是生员，能有秀才功名，自然不会跟我等同等。”
要知道县试的第一名“县案首”直接就是生员，直接也就有了秀才功名。
要是贾芸不打算参与四月份的府试和后面的院试的话，那么他也是生员，拥有秀才功名，也就可以直接参与金陵府的下一次文会---秀才文会了，不必像这些人一般，因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够资格，而被阻拦在门外。
“这个童生是一个圈子，而秀才又是一个圈子，举人则是另外一个圈子！一个人所在的圈子阶层不同，所接触到的世界，自然也就不同，眼界和格局更不同。”
“只盼我能够在这次金陵文会上赋诗一首，博得新任知府的好感和各位学政学官的好感，以后科举府试的时候也能够通透通达许多，金榜题名，能有资格参与接下来的院试。”
本届金陵府科举县试的童生，时常哀叹自己的命不好，遇到了科举小能手贾芸，不仅仅没了第一名“县案首”的特殊身份，还被贾芸挤走了一个本应该属于本地人的科举童生名额。
只是他们输的心服口服，也就没有其他的想法和心思，只能够自认倒霉，愿赌服输，低头重读圣贤书，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时节再次参与科举县试，再考一次科举！
在这之前已然高中的金陵府童生，也还不能够松一口气，他们还要老老实实勤奋苦读圣贤书，为四月份即将到来的科举府试准备积累实力，好在参与第二次科举---府试的时候，去冲击科举府试的第一名“府案首”的资格和金榜题名的名额。
要是这些人运气再好一些，能够在府试当中高中，金榜题名，那就可以回去准备一下接下来的院试了。
毕竟，没有第一名“府案首”的特殊身份，他们这些人也必须要通过接下来的最后一关院试，才能够正式获得生员的身份，拥有秀才的功名。
科举考试，一步一重天，就算是这些金陵府的读书人，想要靠着科举考试，实现自身的突破，跨越阶层，成为国家栋梁，入朝为官，也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情！
本次金陵府参与童生科举的一百多人当中，最终仅仅只能选拔出三十人来，被官府认可，录取为童生，其中也就只能够诞生出贾芸这么一个“县案首。”
四月份的府试，参与考试的人数则更多，考试难度则更难、更高。
毕竟，科举录取的名额有限，科举不仅仅要看自身的真才实学，更是需要看名次和成绩，排名靠前，那就可以被录取成为金榜题名的一员，要是名次不靠前，纵然身怀才学却也是难以高中。
不怕科举的成绩不好，就怕科举排名次的时候，人比人，气死人。
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
这在柳宗元的《送辛生下第序略》可见：“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宋代也有录取名额严重失衡的问题。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东南州进士取解者，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两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
意思是录取率低的州100：1，录取率高的州10：1。比例之悬殊，令人惊诧。
在录取比例悬殊的地域中，京城一直扮演着“低分洼地”的角色。
以嘉佑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是266人，而陕xi只有123人，广dong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
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
在清代，顺天府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zhejiang只有152人，广dong省为102人。
京城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
正因为如此，有些考生就动起了异地考试的脑筋，冒天下之大不韪，到录取名额多的地方参加考试，以增加录取的机会，从而走上仕途改变人生命运。
但是，古代参加异地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唐代，法律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所有考生，必须要在本人户口所在地报考。
因此，异地考试只能“暗箱操作”，不被他人所知道。
如中唐着名乐天派诗人白居易就是异地考试的一员。
白居易的祖籍在陕西，后来迁到陕西省渭南县下邦镇。
按道理，白居易参加考试应在渭南县，但是却在anhui宣城参加考试。
为何白居易要冒犯法的风险？因为anhui的录取率要比陕xi高。
在古代，也有违规异地高考不用受处罚者，用现在眼光来看，大概可以算作“开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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