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一袋元宝正德皇帝最后还是赏给了王资，王资也将这些金银元宝再一次投入到了自己的宏大计划中。
李东阳回到了自己的府邸后，久坐在书房之中，思索着王资所说的新税法的未来。
李东阳在书房之中对比着老旧的人头税与王资提出的新税法，发现王资提出的新税法并不是全方位都优越于人头税。
例如洪武朝时期，大明的子民刚刚经历过了暴元的苛政，导致人丁稀疏，
此时大明朝上有大量无人耕种的荒废农田，
如果在明初使用王资所说的新税法的话，定然是弊大于利的。
洪武皇帝身为大明的开国君主，他是不能遇见到未来出现的一切情况，
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如今正德元年的大明朝人口定然是远远高于洪武时期的，
可在大明朝的《实录》以及其他记载中，大明朝的人口户数不增反降。
在册人口不增反降只有一个原因——大户人家藏匿人口。
不论在册人口如何，人口总数是确实增加的。
大明的人头税主要是劳役，乡镇里的一些不由小吏世袭的其他杂项工作也是劳役的一部分。
真实人口增加以后，乡镇的规模也会扩大，随之带来的杂项工作也肯定会增多。
问题是随着藏匿人口的大户人家越来越多，大明的在册人口就会一直在减少，
此消彼长之下，大明普通民籍的百姓需要承担的劳役也就越来越多。
这些事情李东阳要比王资更清楚其中关窍，也比王资更明白人丁税与偷税漏税可能会导致大明朝的灭亡。
在李东阳的视角之中，王资提出的这个新税法只有一个缺憾，
那就是王资没有考虑到地方会如何阻挠这个新税法。
王资可不是没有考虑过地方的阻挠。
王资是考虑过地方会拼命抵抗后，才特意给正德皇帝提出这种新税法。
就如同王资还是普通大学生时，经历过的各种奇葩的“惠民”政策，
这些政策从来没有真正的惠及大众，却一直长盛不衰，
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惠民”政策的的确确的“惠”了一部分民，
这些政策从推出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为所有民众而设立的。
而且这些政策从推广之初，就开始辅于各种各样的惠民宣传，让普罗大众都以为这些政策能惠及自己。
这些政策在被普罗大众的支持时，却充分体现了一个道理——
在人之上的人，不把别人当人。
在人之下的人，却把自己当人。
如果这些大众真的意识到自己只是被压迫的数字，而不是想当然的将自己视为一个人，这些政策就根本无法推广。
受过强制义务的现代人都无法对抗当权者的各种名为惠民实为剥削的政策，大明朝的百姓又拿什么对抗当权者剥削自己呢？
大明的百姓没有对抗当权者剥削的能力的同时，也代表他们没有支持正德皇帝推行新法的能力。
正德皇帝想要推行这个由王资提出的新税法，就必须依靠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名望与屈指可数的实权。
李东阳认为，如果这个新税法的推广是在洪武时期或者永乐时期，一定可以畅通无阻的推行下去，
因为那两个皇帝的时期大明朝才刚刚成立，并没有什么富人，而现在的正德时期，大明朝已经成为了一个藏富于“民”的好时代。
华夏自古以来，有一个长达几千年的惯例——富人不纳税，穷人猛被割。
而任何一个朝代的初期，富人都是较少的，等到朝代的中后期，富人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
这是任何法律法规以及制度都无法避免的历史宿命，
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终究是人在使用、人在监督、人在掌控，
当权者为了自己以及后人能尽可能的积累财富，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寻找制度的漏洞，借此来积累财富。
至于富人中可不可能有依靠自己聪明才智与勤劳奋斗来赚取财产的？
理想的社会资源分配中，一个人生产力占社会总生产的比重，应该等同于他能分配到的社会资源。
何等的聪明才智与勤劳奋斗，能让一个人所掌控的社会资源是他自己对社会贡献的生产力的数万倍？
如果这个只是依靠制度的漏洞来一夜暴富，其实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
他的子孙迟早会因为能力的不足而将这笔财富归还于社会。
可问题是依靠制度漏洞一夜暴富之人，他们要依靠自己的财富与能力，建立起新的明面上的制度或者暗面中的潜规则。
他们希望他们设立的新规则，能让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立于夜夜暴富的位置上。
正如同当初王资对正德皇帝提出的大饼论的分饼问题一样，随着时代的推演，百姓被一步步的收割手中的饼，
到最后手中无饼、走投无路的人民该怎么办呢？
正德皇帝的决策是推广王资的新税法，借此来削弱大明富人依靠自己对制度漏洞穷人的压榨。
李东阳并不是很看好正德皇帝与王资的这种新税法能顺利推广下去。
但李东阳还是打算尽自己可能，最起码在法规制度合理性方面帮助王资完善这新税法。
正德元年、
二月十五日、
在几日前，正德皇帝特意放出消息，取消这一天的早朝，改为一次大朝。
大朝对礼节方面的讲究就比普通的早朝多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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