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午时，皇陵周边的院落、大街并没有升起炊烟。
武侯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他一直都是一日两餐的习惯，事实不止是汉末三国，从春秋战国到隋唐五代，一天两餐这种艰苦朴素的传统已经在九州大地上维持了一两千年。
所谓的两餐也就是早餐和晚餐。哪怕到了这个时空，他也一直都是如此。
当然，这个时代区别也不是很大，绝大部分人仍是一天两餐。这是由劳作方式和物质水平决定的。
一天两餐吃的总量未必就比一日三餐少，但劳苦大众要去农田劳作，落后的器具和交通工具的缺失会让中午回家做饭浪费大量时间。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中午吃饭的习惯。
但是宋时商业、手工业十分发达，除农业之外，商贩和大量手工业从业者数量相比汉唐时剧增。他们的生活和劳作方式与农业劳作者差异较大，于是开始有人吃三餐，并小范围流行。
当然，除他们外王侯将相和士大夫阶层物质更加充裕，工作时间和方式显然更自由，吃三餐的习俗形成更早。
苏轼早年在川中老家读书时就一直是每日两餐，后来考中进士做了官，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慢慢养成了一日三餐。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待遇大不如前，可习惯已经养成，为了中午能多吃一顿，甚至亲自去开垦坡田，这也是东坡先生的由来。
“永安县城略显破落了，”绕着县城转了一圈，眼见竟无一家生火做饭的，苏轼略显失望，街道上酒楼贩摊也都没有午饭供应的。
赵煦听到苏轼在说话的同时肚子也跟着叫了几声，“苏学士这是饿了吗？我们不妨到城郊的农家讨口饭吃如何？”
苏轼当然是赞同的，至于周启没有话语权，王厚和两名亲随是便装打扮本就是护驾的，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
一行五六人不一时就出了城门，在城外两里许的一处村落停下。
这村落多是茅草屋，也有一部分瓦房，一眼看去有一百来户，由于将要入冬不是农忙时节，村里人还是比较多的。
多数的封建王朝正式的建制一般都是到县，县以下的乡里基本没有法定意义上的朝廷官员，多是由本地乡绅充当。这也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
大宋最初本以里正与户长、乡书手共同课督赋税，乡书手是乡中协助里正办理文书的人，算是乡野间的读书人。
后来权责集中，改为里正衙前，由其职掌官物的押运和供应，负赔偿损失和弥补短缺等责任。也因如此这个里正衙前往往会破产。
熙宁变法推行之后，募役法和保甲法的执行，乡里结构又出变化。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募役法的颁布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百姓可以选择以交钱代替服徭役。然后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
这就使里正衙前避免了因官物押运而破产，同时保甲法推行之后，里正的职权也基本被分走了。
保甲法规定各地乡里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户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为保丁。农闲集合训练，夜间轮差巡查，维持地方治安。
如此，县以下的乡里实际上就是都保制了。即便是王安石罢相，熙宁变法失败之后，都保制实际上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原因很简单，大宋的民变实在太多了，都保制可以“寓兵于农”，“以家联保，以丁联兵”，在能很大程度上应对突发民变，同时可以帮朝廷节省很大一部分开支。
眼下他们跟前这个村落名唤石碣村，村里的保丁这时正被保长带着训练，不过一眼看去就知道十分敷衍，说是训练不如说是在聊天放羊。
赵煦一行人的出现，引起了那些保丁的注意，甚至是警觉，因为王厚和两名侍卫虽是便装却带着佩刀。
保长是一位大汉，三十多岁的样子，他带着四五人迎了上来。
王厚侧身挡在赵煦身前，其他两侍卫也从左右两侧护住侧翼，便是周启也挡住保丁和官家之间。
只有苏轼并没有放心上，反而上前自称洛阳河南府的属官，护送上官家属去汴梁任职，一路饥渴想进村讨口饭吃。只是三两句简单的沟通，对面直接就放下了手里的民间武器，让开一条路来，甚至保长都赶忙拱手行礼，并亲自带路往自家去了。
当然，这并不是乡里之间百姓纯良，容易哄骗。只是这苏学士大儒风范岂是浪图虚名？一望之下这必然是饱学之士。
别说自称是河南府属官，就是冒充西京知府也能让人有几分信服。
几人穿过村落前的小巷，来到一株大槐树下的院子前，这里就是保长的家了。
这保长自称王良，家里有三个孩子大的七八岁，小的只有三四岁。他进了院子就喊自家妻子忙去生火造饭，家里来了贵客。
王良的妻子是标准的农家妇人，十分勤快，闻言不由分说就忙活去了。
赵煦看了一眼被王良妻子放在一边的三四孩子，却是一边抱着孩子，一边与想与王良聊聊村里的近况。
王良害怕自己老喜欢玩泥巴的小儿子弄脏了贵客的衣服，想接过小儿子，不料这小儿子嫌弃王良平时太凶，反而扭头趴在赵煦胸口。
“无妨，殿下很喜欢小孩子。”苏轼劝解王良，“你就跟殿下说说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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