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这些参与叛乱的佃农被国师押去做苦工，还是做军功，跟他们半毛钱关系没有，士绅们还基本摆脱了这次危机。
有了“守法士绅”的匾额，除非朝廷彻底不要脸，否则大概率是不会大动他们的。
整笔交易，虽然有其他细节条款，但核心内容，无非就是各家用几千石粮食，来换个平安。
这对于士绅来说，绝不是不可以接受的条件。
但是，也有精细人察觉到了问题所在。
之前国师可是说的“以工代赈”啊。
这里便是要说，华夏古代，赈灾主要有三种思路。
第一种，就是开仓放粮救济，粮食白送，也就是一口粥吊着命，饿不死也没力气闹事，只适用于小规模（单一府县级别）的灾荒，一旦灾荒规模跨州连府，那就不好使了，因为灾民会大规模流动到有粮食的州府，吃完了就去下一处，没粮食吃就闹事，这么赈灾是赈不完的。
第二种，就是不少宋朝士大夫主张的放任自由嗯，换到姜星火前世，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雏形，也就是黄知府“遇到困难睡大觉”的路数，精髓就是朝廷千万别管，只需要颁布政策给予地方救灾者相关奖励，然后等着其他地区为了谋求灾区高粮价利益，主动输送粮食贩卖，进而平抑粮价就可以了。
跟第一种赈灾思路相比，一旦面临中等规模的灾荒，这招虽然看起来挺不靠谱，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在趋利避害的物价自然调控下，一般还真挺好使，当然了，代价就是会饿死不少灾民。
第三种嘛，便是以工代赈了，荒年以工代赈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最早始于春秋齐国齐景公时期，《晏子春秋》有一段故事即“齐饥晏子因路寝之役以赈民”，也就是说，当时发生了饥荒，大夫晏婴谏言发仑粟赈济，但齐景公没有同意，当时齐景公正计划建筑一个“路寝之台”，晏婴便假手筑台之名行赈灾之实，他命令下属官吏以高酬雇佣灾民，并加长道路有意宽缓竣工日期，把路寝筑得高大宏伟，让灾民度过了灾荒年岁。
无独有偶，我铁血大宋除了放任不管，也尝试过这种赈灾思路，譬如宋神宗熙宁八年的时候，同样是江南发生灾害，越州知州赵抹奉命前去救灾，他除进行赈灾之外，还招募三万民工修筑城墙，对灾区的民工既发给工钱又发给粮食，等于出了两倍的工钱当然了，铁血大宋虽然有钱，但是这么多人的工钱，地方官府一时半会儿也凑不出来，所以是走的当地士大夫借贷，而且为了使有钱人愿意借贷，规定由官府负责在赈灾结束后偿还。
在场的士绅都是饱读经史子集的，也确实有很多宋代士大夫家族传承下来的，所以他们很快就想到了宋朝过去发生在江南的赈灾案例。
“莫非，国师还要额外朝我们借钱借粮食来养活这些人？”
很多人开始互相交换起了眼神。
捐几千石粮食，换个“守法士绅”的匾额，是划算的买卖。
可要是再借出去粮食和钱财，作为工酬，那他们可就亏大了。
事实上，这既是经济账，也是以工代赈在清代以前从未有过大规模推行的原因。
便是说以前做工，官府都是直接征徭役，现在做工，官府还得借钱养着你们？那官府为啥不走“自由放任”这条路呢？你们活不下去关黑心知府什么事？
赈灾有三种选择，而地方官员搞以工代赈，就是选了一条自己最惹麻烦的路，除了真的为国为民不怕仕途毁于一旦的好官，没人会这么选。
因为在古代，组织大规模以工代赈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灾难面前，古代的官府人手非常不够，而且通常守土有责，自保都来不及，怎么组织？即便是组织了，灾民里面总会混进来绿林好汉、类似白莲教等教派的教徒、游手好闲的市井泼皮等等，这些人是不会老老实实干活的，不仅不干活，还会起来闹事，甚至要趁机“举大事”。
元末几十万民夫修黄河，来了个“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说白了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人一多，什么人没有？灾年乱世，还缺想要冒头的英雄汉吗？
所以，想要搞以工代赈，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一是有足够人手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官府，其二就是足以镇压任何鼓动灾民闹事的军队。
士绅们互望了一眼，很快就有人试探性地发问了：“国师说的以工代赈.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押这些白莲教叛军，去做工当苦力吗？”
“对啊，国师，‘赈’我们能理解，便是赈灾，何谓‘工’呢？”
“工，自然就是负责水利工程的民夫。”姜星火淡淡解释道，“本国师准备组建一支规模比较大的民夫队伍，专门负责修整水坝、河道、沟渠、泄洪湖等水利工程。”
“这个规模大，指的是？”
“怎么也得几万人吧。”姜星火给了个保守的数字，实际上，真正到了以工代赈的时候，肯定远远不止几万人的规模，而是十几万，乃至几十万！
但即便如此，这个数字还是吓了松江府的士绅们一跳。
“几万人？！”士绅们又倒吸了一口冷气。
毕竟，平日里修桥铺路搏个美名，所需的人手不过是几十人、一百多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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