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接下来，把视角从一个地区，放大到一个国家来看，看看地理环境是如何决定一个国家的精神特质的。”
“我们依旧先以华夏文明来举例。”
姜星火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如果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就是黄河流域来看，在春秋以前的时代里，由于种植粮食的能力比较低下，野外没有开垦的土地还有很大部分，所以基于农业而形成的聚居区相对分散、彼此孤立，在各个小的地理单元内交通不便，经济和文化都自成一体.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战国时期，诸侯之间都是以‘城’为单位计算领土的，这便是因为，城内的才是国人，而城外的都是野人。”
朱高煦有些恍然，原来国人和野人，竟是这么来的吗？
“那么国人和野人的区别，是怎么消失的呢？”
姜星火说道：“还是因为地理因素，因为黄河流域较为平坦，缺乏足够阻隔各个小的地理单元之间交流的地形，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各地区的交流很快就频繁了起来。”
“但这种频繁，却并没有促成大规模商业贸易的形成，也没有培养出人们的重商习惯，你们猜猜是为什么？”
朱高煦猜测道：“黄河河运不方便？”
李景隆则是说：“或许是人们不喜欢贸易？”
“是也不是。”姜星火纠正道，“原因其实还是由地理条件衍生出来的。”
“之所以没有培养出重商习惯，第一个原因就是物产不足，没有充裕到足以大规模输出的程度。这里面的关隘就在于季风气候虽然雨热同期能让农作物很好的生长，但同样是因为季风气候，降水量不稳定，某些年份降水过多，某些年份降水过少因此会导致干旱和洪涝灾害频发，使得靠天吃饭的农业耕种的年均产量维持在勉强温饱或是略微饥馑的状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需，但却偏偏不会有大量剩余的农产品累积，商品不足也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所以培养不出人们的重商习惯。”
“看到了吗？正是因为土壤、水文、气候这些地理因素，导致了华夏的发源地黄河流域的人们常年被困在土地上求个安稳，在精神特质上，就出现不了勇于冒险的重商习惯。”
听闻此言，两人点了点头，好像说的是挺有道理的。
他们原先以为，人的精神应该是生来具备的，勇敢的人就是勇敢，怯懦的人就是怯懦。
如今细细想来，即便是把一个勇敢的人投放在农耕环境里，他的勇敢可能也就体现在驱逐啃噬农作物的野兽上，而且随着这种安稳缺乏冒险环境的长时间累积，他也会变得愈发保守。
见两人若有所悟，姜星火说道。
“而黄河流域的这种精神特质，其实就是华夏文明的缩影，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第二个原因的理由。”
“第二个原因，就是安稳生活导致的社会组织程度过高。”
虽然对姜星火口中的某些名词感到陌生，但两人理解起来，倒也不算困难，只是平常的词语换个说法嘛。
朱高煦忍不住问道：“社会的组织程度过高也是坏事吗？”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姜星火今天似乎特别爱引用这些短句俗语。
“季风气候与大河文明相辅相成，黄河流域诞生的华夏文明，就是典型的大河文明。而季风与大河加起来，就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大河会因为季风的降水量变化而干枯或泛滥。”
“天然的大河是无法避免这个问题的，因此只能依靠人工修建水利设施，否则农业生产就会完全看天吃饭，极为不稳定。”
“而华夏文明的高社会组织度，最初，就来源于人们自愿或是非自愿地修黄河。”
说到这里，姜星火似笑非笑地看了两人一眼。
当初两人在玩游戏的时候，面对“是否修黄河”这个选项，可是做出了背道而驰的抉择。
李景隆脸皮厚，倒也没什么表情，反倒朱高煦并没有多少得意的神色。
姜星火也只是看了两人一眼，旋即继续说道：“季风气候的旱涝灾害频发刺激了大型水利设施建设和大河泛滥的治理需求。”
“而这就要求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在有序组织的情况下分工配合、共同协作。很显然，面对大河泛滥这种时时刻刻危机农作物产量乃至农人自身的生命安全的自然灾害，相对于更加低效协商体制，更加高效的集权体制才能发挥所需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集权体制才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主流，那么集权体制又反过来要求农人安土重迁，不要随意流动，这样集权体制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士农工商里，商被排在了最后，因为商最不利于集权体制的稳定。”
姜星火做了个小总结。
“总而言之，地理环境决定国家精神特质，以华夏来举例，便是由于大河文明与季风气候相辅相成，而这种结合又注定了水旱灾害频繁，文明早期需要有组织地召集劳动力修建水利工程，促进了集权体制的产生，而集权体制的产生又反过来让劳动力安定在土地上，抑制了重商习惯的产生。”
朱高煦连忙问道：“没有办法可以破解吗？或者说，重商一定会导致集权体制土崩瓦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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