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希腊人采取的应对方法也很“传统”。
一名爱奥尼亚群岛的老贵族赞贝里奥斯，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希腊文明有三个元素，也就是古典希腊元素、基督教元素和罗马元素。这三者缺一不可，共同形成了希腊文明。
这个理论，中原人估计会很熟悉。因为这其实就是“通三统而为一统”的思路。就像孔子说的，周兼于夏商二代一样，希腊也是兼于罗马、教会等前朝元素，形成既继承了过去、又有所创新的新文化。
面对当时人对于中世纪东罗马的排斥，赞贝里奥斯认为，不管喜不喜欢，都必须承认这个时代，承认将后来的希腊和古典希腊联系起来的拜占庭文明，以及其中那些不可或缺的“东方特征”。因为它们也是希腊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理论补上了之前希腊民族主义中的巨大漏洞。当然，依然有很多人坚持希腊文化纯正性，讨厌落后、外来的“东方性”。
不过，另一位历史学家帕帕里戈普洛斯随后完善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历史本来就是连续演化的，强行分段、制造差别，并不合理。希腊国家当然也是连续演进、不断发展的，语言、宗教等等出现变化，非常正常。他更加强调语言的持续，和希腊民族的持续。
他提出，古希腊城邦其实已经落后了，难以形成一个统一国家。亚历山大的到来，反而对希腊进行了改造。加上之后基督教的传入和君士坦丁的迁都，一共发生了三次这样的重大转型。每次转变，都适应了新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使命，完成了对过去的拯救。而基督教和罗马这类外部因素，也因此离不开希腊，双方互相扶持发展，推动文明的进步。
这三次变化，被他称为希腊的“三次重生”。不但不是落后和退化，还是不断兼容并包，持续发展的标志，也是希腊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处特色。
可惜，这些希腊历史学家可能没怎么接触过塞里斯历史，否则也不至于为难这么久……
这个理论当然也不怎么完善。别的不说，就郭康那个时代，民间舆论纠结的诸多质疑元、清正统性的问题，随便丢个出来，希腊人估计都受不住。
当然，好在全世界也没有第二个这么严苛的地方了。希腊人这套理论，至少在他们那边是够用了。
可惜，这种理论虽然提供了一些说服力，现实影响却很有限。
最大的原因，依然是希腊人必须依赖欧洲人。
为此，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选择自己名字的时候，当年的希腊文人们甚至更希望用拉丁语的“格雷西亚”，而不是希腊语里的“希腊”作为自称。而前者本来是罗马人对意大利南部，大希腊地区的特指，用来代指整个希腊，其实是一种误读。
对此，他们的解释是，希腊人自己用这个词代指希腊，出现得也不晚，是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使用的。至于真的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还是郭康常用的那种“亚里士多德说的”，可能亚里士多德自己都不知道……
这事儿更是搞得自相矛盾——为了正本清源，和“罗马鞑子”划清界限，回归纯正的希腊文化，这些希腊人连东罗马都不认了，造出个这么大的麻烦来。结果，在选择名称的时候，又回到罗马人的语言了。
这明显已经和罗马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都没什么关系了，整个逻辑就是混乱的。哪怕亚里士多德自己来，也得注意下避嫌吧。
当然，混乱的原因，却并不复杂：这都是主人的愿望罢了。
为什么希腊人必须和罗马划清界线？因为欧洲人决不能接受有个罗马出来。对这件事，郭康自己可是太清楚了。
而为什么希腊人起名字却又要用罗马话？不还是因为欧洲人习惯了拉丁语和它的衍生词，用着更方便，有利于国际观瞻。
这一方面是因为小国注定的悲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希腊人自己的表现也确实不怎么样。
这个“国家”在一开始，就无法实现内部团结：它是由大批被称为“克莱夫特”的土匪组织，和一些传统贵族组成的松散联盟。土匪们不服从所有人的命令——好处是他们讨厌颐指气使的奥斯曼人，坏处则是他们同样讨厌给自己发号施令的希腊政权；
而老贵族们虽然家底厚实，有些家族甚至已经是东罗马、奥斯曼和希腊的三朝元老，但战斗力确实不怎么样。
更麻烦的是，这些人对希腊的忠诚程度可能还不如土匪们——他们大部分都是奥斯曼时代，为苏丹效力的上层希腊贵族“法纳尔人”。
有些家族本来在保加利亚和瓦拉几亚当地头蛇，因为助纣为虐，被当地人厌恶的程度超越了奥斯曼人，只能开溜；有些则背叛了苏丹投靠俄国，又背叛沙皇逃到希腊，让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真的热爱祖国还是仅仅又一次进行投机。
对于这些人的特点，雅典的主保圣女、圣菲洛泰进行过概述。这位为了保护被奥斯曼人掠走的妇女而殉道的贵族妇女，对同胞们的评价是“没有善恶之别，没有信仰，没有定力，寡廉鲜耻且大胆妄为，每天怨气冲天……时刻准备着从他人的不幸中捞上一把。”从事后发展看，她的评价还是挺准的。
这些人确实很早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制定临时宪法，但这个组织完全没能弥合众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唯一的共识，大概就是要向外国要钱要支援。亲赴希腊参与独立战争的英国历史学家乔治·芬利则直言记录说，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设法欺骗欧洲人给钱，却很少努力把希腊人自己组织起来。
这种努力倒不是没成果。一众西欧人真的前往希腊支援作战，而更多的人也出于各种目的，乐意筹集资金。
在伦敦，哲学家边沁等人组织了“伦敦希腊人协会”，试图借助希腊独立，进行自己的理想社会建设尝试。协会吸引了不少出手阔绰的贵族，最高的1825年，当年就向希腊投入了二百万英镑——而那一年英国陆军的军费也就680万。
拜伦倒是比边沁现实一些，觉得这个想法有些不切实际。但希腊的实际情况，甚至让这位深信怀疑主义、有严重抑郁症的诗人都大跌眼镜。凭借着能把精神病人气出院的操作，老贵族们成功把这些资金，全都浪费在了无止境的内讧和党争上，没能取得任何成果，只能向更严苛的债主借更多的钱来填窟窿。
所以这些理论的问题，其实很尴尬。几百年了依然是这个样子，让郭康很怀疑，希腊人研究这东西到底有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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