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曹志强还要求陈汉原、戴伟宇以及佐田雅志点菜，说随便点。
面对这种热情，他们三人都不太好意思，包括佐田雅志这个日本人，都说够了够了，不用了。
可曹志强却不算完，又给陈汉原、戴伟宇以及佐田雅志三人每人点了一份牛排，一份红酒鹅肝，一份炸虾球，一份蔬菜沙拉，还开了一瓶红酒，其他甜点、水果之类也要了不少。
这一通下来，消费额度立马飙升到两百元。
别说陈汉原这些人了，就连始作俑者的余德利，听到这个消费额度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一顿饭两百元，在这个时代的京城不是没有，但绝对是凤毛麟角，一般都是大干部吃大餐才行。
可曹志强呢，只是跟他们几个萍水相逢，就直接这么豪气的点了这么多昂贵菜肴。
这就让陈汉原这些人，显得有些忐忑了。
好在余德利很快反应过来，连忙开始吹曹志强的身份，多么多么有钱。
别说，当陈主任等人，知道曹志强的笔名强子之后，立刻都是久仰久仰，而且也开始释怀了。
的确，如果是那个最近风头正盛的新锐诗人强子，那么确实有钱。
别人不知道，他们就属于文化圈的，对出版图书也有所了解。
就算他俩想不到曹志强是跟人玩版税分成模式，但只按照正常每行诗多少钱的那种买断模式，想必收入也不会少。
毕竟这时期出版图书，也是看销量的，一本书的销量好，往往会给作者包个大红包，发一笔大钱当奖金。
所以，陈汉原也好，戴伟宇也罢，都把曹志强当做是突然暴富的年轻诗人。
这种突然暴富的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也在正常的理解范围之内。
虽然说，一开始的时候，陈汉原也好，戴伟宇也罢，都表现的有些拘谨，说话也比较谨慎。
但余德利长袖善舞，是这种场合的老手，尤其是劝酒方面，那更不是曹志强能比的。
等余德利搞了几通文人爱玩的行酒令下来，大家已经不知不觉的喝了五圈，平均每人喝了五杯红酒。
这之后，气氛就开始活跃起来，不但开始互相称兄道弟，嘴巴也开始管不住了。
本来呢，余德利的想法，只是想通过喝酒，来加深彼此的感情，并没想套话的意思。
但人跟人不一样，有些人喝多了，就藏不住话，甚至你不问，他自己就往外吐东西。
比如佐田雅志，他最年轻，酒量却最差，只喝了五杯红酒，就已经满脸通红，迷迷糊糊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自己说出他为何出现在这里，以及大吐苦水。
原来，他这次来这里，是为了跟陈汉原跟戴伟宇俩人，谈一部电影的版权问题。
想当初，佐田雅志雄心勃勃，举债在这边拍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就叫《长江》。
本来呢，佐田雅志是想靠这个一炮而红，谁知道这部描写华夏长江沿岸风俗的纪录片，在日本的上映并不顺利，票房也不理想，导致他现在负债累累。
这么巧，央视也拍了个纪录片，取名叫《话说长江》，负责这个案子的，就是陈汉原跟戴伟宇。
不过呢，拍这个纪录片要很多资金，所以陈汉原就取了个巧，多拍岸上的人文镜头，但一些比较费钱费力的航拍镜头，都想要跟佐田雅志的那部纪录片《长江》来借鉴一下。
由于纪录片《长江》已经上映，而且中日最近的情况也是蜜月期，所以陈汉原就联系到佐田雅志，找他来商量“借鉴”影片片段的事情。
佐田雅志现在呢，由于拍了那个《长江》纪录片，正是负债累累的时候，所以也希望能再把他的纪录片卖个好价格，于是就嘚啵嘚的再次来到这里。
结果来了之后，双方谈判却陷入僵局。
佐田雅志的意思，是想把《长江》这部电影的版权卖给央视，价格可以好商量，给个成本价就行。
但陈汉原代表的央视，却不这样想。
陈主任的意思，只是想借鉴一下纪录片《长江》中的一些片段，尤其是那些波澜壮阔的航拍片段，可又不想掏钱买版权，只是想征得佐田雅志的同意跟授权。
实际上，就目前国内的形式，由于还没有著作权法，就算陈汉原直接抄袭，不，借鉴一部日本纪录片的影片片段，也是没啥问题的。
只是央视毕竟要点脸面，加上这个《话说长江》的纪录片，是要全国放映的，多少要顾虑点形象，这才找来佐田雅志。
一个要卖钱，一个想白拿，双方在借鉴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于是第一次谈判，双方不欢而散。
这一次，是第二次谈判，而且是陈汉原跟戴伟宇主动来这里谈，而不是跟第一次那样，让佐田雅志去央视办公室谈，表达了一种充分尊重。
佐田雅志本来心情挺好，以为对方想通了，服软了，肯花钱买了。
谁知道这次见面后，说来说去，态度虽然不错，可还是想白嫖，而且是要征得他本人同意的白嫖。
这就有些太过分了。
佐田雅志虽然对夏国感情很深，中文也很溜，但不等于他喜欢做冤大头。
当初拍摄《长江》纪录片的时候，本来说好是中日合拍，结果到最后，基本都是他自掏腰包。
为此，他还从一个曾经的富二代，变成了现在的负二代，连累父亲的公司都抵押给了银行。
现在的佐田雅志，那是负债累累，每天都要想办法还钱。
当初举债拍摄的心血，在日本票房不好也就罢了，但你这里要拍纪录片电视剧，居然还要白嫖我的电影片段，这就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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