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船总是开得特别快。
从南京回苏州，不过短短两天半，五百多里的水路就走完了。
沈树人拐到了方以智这个通才，跟自己同游赴任、盘桓数月，也算是意外之喜。
船队刚到太仓刘家港，提前得到了消息的沈廷扬，就亲自到码头接儿子。
他已经两个半月没见着儿子了，也知道儿子这次是在为家族的利益奔波，为杨阁老办差，心中很是感慨。
谁能想到，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家伙，第一次出远门办正事，竟能办得这么干净。
沈树人一下船，自然免不了上前行礼，还跟父亲介绍了方以智的身份。
听说方以智是今科解元后，沈廷扬立刻肃然起敬，还颇有几分窃喜。
他虽有五六品的官身在，但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过是个秀才买监生再捐官的履历。论学问，一个解元就足够他仰望了。
“久仰方解元之才名，方解元竟肯折节与犬子下交，实在是我沈家之幸。”
方以智也连忙谦虚：“实不敢当，久闻沈家一门皆有实干之才，树人贤弟的博学广识，方某这些日子也已领教过了，着实受益匪浅。”
沈树人也居中解释，说方以智兴趣广泛、交友不看八股学问，沈廷扬这才恍然。
沈家有的是钱，招待客人自然不遗余力，方以智等人被让回府上设宴洗尘，海陆鲜汇毕集。方以智虽是官宦人家之后，也着实看得眼花缭乱。
宴席之间，沈廷扬问起正事，让儿子说一下新买到的官职职责如何，可需要家里帮衬。
沈树人也一五一十说了：“……这官职，在管河道曹振德下面办差，往年多半是做些漕运的辅助工作。
但今年南直隶本地都爆发了贼乱，河道典吏的职责，就改为把苏松数县的粮草运到庐州军前。”
沈廷扬自己就是户部的官，跟漕运打了多年交道，听儿子一说，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摸着胡子沉吟道：“把苏松的粮草运去庐州？那不是舍近求远么。难道今年江西完全不用承担朝廷漕运摊派不成了？江西上缴的粮食，都运到军前了？
否则只要江西还有多的余粮，由那边运到庐州，再把苏松的粮食直接运往北方，不是能省一番周折？”
沈廷扬的规划，非常符合地理常识。明朝时，湖广和江西的粮食要漕运往北方，也得先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运到扬州之后过江北上，经邗沟段运河至淮河边的淮安。
明朝成化年间长运法改革后，南方各省的漕粮最终集结交割点，也都设在淮安。
从淮安再往北的运河运输成本，朝廷会提前统一定额加征、由漕运总督负责使用调度，盈亏由朝廷负责。而到淮安之前的运费，要地方上直接承担。
所以，在沈廷扬看来，如果是安徽地区需要军粮，直接从江西或者湖广运到安徽就地使用，绝对比从苏州征调浪费更少。而苏湖地区可以把江西的北上漕粮配额置换过来。
好在沈树人一路上显然也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还调查过，立刻解答了这个疑惑：
“父亲有所不知，张献忠之势已极为猖獗，今年两湖被破坏甚重，许多良田都已处在沦陷区，杨阁老已经请求以两湖之粮自守，不会北运京城了。
江西的余粮，多半也要供给安庆府军需，堵住霍山以南。更北的庐州府、凤阳府军需，就只有靠南直隶了。
今年苏湖松江等地的摊派，又临时涨了好几成，苏州这边已经翻倍了，最后好像是加到一百二十万石。”
沈廷扬听了这个数字，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苏州的粮税本就是明朝最重，往年定额是五十九万石，但考虑到运输损耗加派，实际上要运到淮安交割的，有八十多万石。
现在漕粮和军粮加起来一百二十万，实际征收肯定要超过一百五十万。这么多粮食苏州是产出不了的，说到底还是要靠去浙江买，或者在南直隶其他产粮区买。
苏松湖三府的土地，一多半都种了蚕桑和棉花这些经济作物，原本就要靠经济作物的高价，卖丝绸棉布买粮。
但浙江今年又大旱，沈树人刚穿越过来时，就听说浙江今年只有夏粮正常收获，秋粮要减产一大半，米价已经从往年的一两八钱涨到了三两多，靠买肯定是不行的。就算硬凑，粮价继续暴涨下去，苏州本地恐怕都得饿死一些穷人。
另外，按照朝廷旧制，苏州对朝廷输送的每一石漕粮，按例还要加征一钱三分的“过江银”和五钱的“漕运银”。
漕运银是跟着漕粮一起运到淮安交割的，交给漕运总督下属衙门，作为漕丁和护粮卫所军从淮安到北京的饷银。（前面加派的粮食，是给运粮的人路上吃和鼠雀各种损耗，银子则是给运粮的人发的钱和管理费用。钱、粮都要同时加派，不是二选一的关系）
而“过江银”则是地方上自行征收自己用的，是到江北交割之前，给本地运粮卫所兵丁的饷银，还包括长江、运河各处换船装卸的码头工人费用。
实际上这一钱三分银子肯定不够用，地方上还有各种潜规则摊派加收。
而且从成化年到崇祯，每过几十年，之前的超耗摊派项就会被各种经手的利益集团挪用贪墨干净，然后再巧立名目额外加征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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