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减压最早见于17世纪，一位名叫里奥拉纳斯的外科医生选择从正面切开心包。为此他不仅需要用小刀切开病人的皮肤，还需要给胸骨打孔，步骤异常繁琐。
但因为没有麻醉，手术过程很快就完成了。
结局如何已不可考，唯一明确的是给心脏减压的手术就这么流传了下来。即使出现了创伤更小的经皮穿刺术，切开减压也能以心包压塞最后处理手段的姿态，出现在外科治疗的项目之中。
甚至在20世纪早期，心包切开引流因为视野暴露全面等问题，安全性要高于经皮盲穿的心包穿刺。这种情况直到影像学崛起，并成为外科重要支撑后才得以改善。
但如此有效的心包切开引流术并不是常规手术，真正愿意做这个手术的外科医生非常少。
主要原因为两点。
第一点在于极少人了解的外伤时血液的凝固机制。
血液经心脏破口外溢到心包腔内，立刻就会启动凝血程序，不需要太久就能形成一团凝固的血凝块。而对于这一过程的发现和确定，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从1842年发现血小板后，生理学家们前赴后继用了百年时间陆续发现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凝血酶原【1】
医学是一个由多种知识堆积而成的学科，看似内外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任何一个分支的发展都受限于整体知识的发展水平。
1866年的奥地利自然没人理解血液为什么会凝固，也没人知道血液什么时候会凝固。能了解症状并诊断心包积液的医生虽然有，但数量极为有限，而敢于在诊断之后执行穿刺手术的人就更少了。
如果在穿刺之后发现没能回抽出血液，那所有人都会选择放弃。
他们会像刚才那些外科医生那样质疑自己的判断，以为伤员并没有出现心包压塞。即使诊断明确，他们也会质疑自己的穿刺技术，认为没能穿刺出血液是刺入的位置不对。
第二点在于心脏手术的禁忌性。
就算再权威的外科医生都得承认，心脏外伤存活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勉强给心脏做了手术，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术中大出血和难以预防的术后严重并发症。
而术后的出血本身也有可能形成新的心包积液，让手术成为无用功。
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给心包做切开手术被认为是一件愚蠢的选择，这种主流看法左右着外科医生的决定。卡维现在都不需要回维也纳，手术室里就能听到类似的反对声音。
“你要给心包做引流？这真的合适么？”
“心脏可不是腹腔，切开心包会带来难以预估的风险。”
这些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让卡维觉得麻烦的还是比尔罗特。
这位虔诚的奥地利天主教徒就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一样，对心脏有着极其特殊的信仰：“心脏是人的灵魂居所，在心脏上动手术室对外科艺术的亵渎！”
卡维：？？？
“我不是第一个切开心包腔的外科医生。从16-17世纪开始，就已经陆续有医生这么干过了。”卡维站在手术台边，一边确认生命体征一边寻找手术切口位置，“亵渎就亵渎吧，只要伤员能活下去就行。”
“不！你不懂！”比尔罗特劝道，“那些企图在心脏上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你可以去翻翻医学史，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能留下名字。”
“我对能不能留下名字没兴趣。”卡维说道，“手术有迹可循，并且对伤员有益，我自然要试一试！”
比尔罗特长叹了口气，心中满是无奈。要是放在四个月前，他或许还能用外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和对外科手术的自信，和卡维据理力争，但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这么做的底气，只能站在一旁直摇头。
他的退却并没有改变周围医生的态度，在比尔罗特的带头下，其他反对声音渐起。不过他们并没有从玄学角度考虑，而是站在了更为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
“即使有迹可循也非常危险！”
“现在伤员的生命体征并不危急，而且在麻醉之前他意识也算清醒，这应该不是心脏手术的指征吧？”
“但心包压塞的诊断没问题。”卡维仍在解释，“不管怎么说，我需要打开他的心包，去掉积压在心包腔里的血凝块。”
“有没有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心包压塞可以自行缓解？血凝块可能会被自行吸收掉，之前已经有生理学家做过解释。换个角度考虑，那些接受了手术的病人或者伤员，都没有好结果，不如选择内科方向的保守治疗。”
“他们手术后的结果不好，那是因为病人情况太过严重。而且手术没有做好消毒工作，死因并非手术本身，而是术后引起的严重化脓性心包炎。”
“可一旦手术失败.”
卡维回头看向那几位还在劝他罢手的医生：“我已经决定了。”
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解释的人，尤其在下了决定之后，解释无非是帮助对方进一步接受事实罢了。可要是对方坚持不接受，那卡维也会选择放弃解释。
自从当上外急主任后他就变得越发顽固，除非有家属出面叫停，否则决定好的手术没人能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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