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时分，菟裘府衙的书房里点着一盏油灯。
宰予端坐在几案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枚夫子留下的木匣。
匣子里端端正正的放着一本由菟裘工坊出品的《太初历》。
“嗯？”
宰予从匣子里拿出书本，喃喃自语道。
“这书是由我印刷的，夫子把它交给我，是什么意思呢？”
宰予随手翻开书本，很快他便发现了这本《太初历》的不同之处。
这书里除了印刷的黑墨小字外，竟然还缀着许多用朱砂圈出的红字批注。
宰予翻着翻着，竟然又从书中翻出了一封折叠的信笺。
他打开信笺，上面的文字浮现眼前。
上古时期，黄帝考察星辰运转，制定历法，划分四时，建立五行，确立阴阳，明察了万物死生消长的规律，纠正了闰月余分数值的大小。
并按照历法设置了分管天地的神祇和其他物类的官员，这些人统称为五官。
五官各自掌管自己的职务，不相杂乱、侵扰。
之后，百姓根据时令进行农桑、渔猎，因此能够安居乐业。天上的神祇按照四时得到祭祀，因此愿意降下灵明。
民与神各有所职，互相敬重，不相冒犯，所以神祇给百姓降下好年景，百姓以丰洁的礼品飨祭神，以致灾祸不生，养生所需，永不匮乏。
万民为了感激黄帝的恩德，于是便把黄帝制定历法这一年称为‘开元’，意思是万物的开端，走向新的纪元。
历法是万民生养的依据，国家的农桑生产都要根据历法进行。
自从黄帝制历开元以来，夏设夏历，殷有殷历，周有周历，在鲁亦有鲁历。
其中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所以又把它们合称三正。
我国在僖公以前，所采用的历法都是如殷商历法那样，以建丑之月（今农历12月）作为正月。
而在僖公之后，则改为建子之法，即如我大周王室那般以建子之月（今农历11月）作为正月。
而我观你所著的《太初历》，则是效仿夏历之法，以建寅之月（今农历1月）作为正月。
夏人崇尚自然，所以《太初历》倒也不失为一种效法古制，复兴王道教化的历法。
而你又以黄钟律管长九寸为启发，以音律起历，取九之极数，推衍九九八一之法，将一日划分为八十一个区隔，倒也不失为一种以音合道的想法。
只不过三正历法之中，皆将一年划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
而《太初历》中则将一日推定为三百六十五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日。
关于这一点，我曾向负责掌管历法的大史以及负责观测星象、辨明测知天下吉祸福凶的保章氏请教，《太初历》中关于年、月的日数测定，他们似乎不能苟同。
我也与他们一同翻阅了自鲁国立国以来，近五百年来的观星记录与天文记载，关于年月的推定上，《太初历》似乎的确不如三正那般精准。
宰予看到这里，后背直冒凉气。
他都没想到，夫子看本《太初历》居然能这么较真，还特地跑去请教大史和保章氏，亲自翻阅星象资料，然后才敢给出一个自己的结论。
不过关于《太初历》不如夏商周三代历法精准这一点，夫子还真没说错。
因为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是365.24219天，这一数字与三正历法推定的365.25天极为接近。
而《太初历》对比三正的进步意义本就不在于精确。
《太初历》的进步，主要在于引入了二十四节气，并以节气划分，创新式的提出了在十九年中插入七个闰月，以系统性纠正天文统计误差的概念。
从前的历法虽然也会设置闰月纠正误差，但闰月的设置，却是不成系统的。
而是每年根据大史和保章氏等历法、天文官员的推算，决定是否在今年插入一个闰月。
如果大史和保章氏精通天文、历法，数科学得也不错，那么尚且还可以起到修正误差的作用。
可夏、商、周都是大几百年的朝代，在几百年的过程中，总会碰上些一窍不通的棒槌。
所以越到后来，历法的误差就越大，而历法的误差大了，就容易耽误农时，耽误了农时则等同于作死。
所以每当新朝代建立，都会展开新历法的编订工作，以纠正上一个朝代留下的天文误差。
这一点不止适用于先秦，后世的那些朝代也基本如此。
而鲁僖公时，鲁国之所以要变更历法，也是为了纠正四百年前制定的旧鲁历在时间推移过程中产生的误差。
宰予看到这里，也不由感叹起了夫子的才能。
“像是夫子这种熟知三代历法，又这么较真的人，如果让夫子抛去那些繁文缛节，去做农务、天文方面的工作，绝对也是天下少有的干臣啊！
怪不得图书馆的资料里都记载了夫子治鲁三年而大治的事呢。
他对于农桑、气象、天文、律法都这么懂行，只要手头的权力足够，方圆五百里的鲁国，他想不治理好都难啊！”
但说到这里，宰予又忍不住叹了句：“可惜，乱世将至，礼坏乐崩。这种时候，夫子可以安邦，但却不能定国啊。”
他翻开书信的下一页，继续阅读了起来。
予啊！虽然《太初历》的部分推定不可算作精确，但你二十四节气的设想，却让我甚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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