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回来了，没有官能当，无所事事之下，被甘奇弄到了书院里当了个不太敬业的老师。学生没有教授几个，倒是自己写写画画好不快活。
甘奇每日办完公事，便会去寻苏轼，两人一起晃荡在这汴梁城的大街小巷之内。
甘奇似乎有很久没有在城内到处玩乐了，显然是少了那个高山流水的知音，如今苏轼回来之后，甘奇那颗骚动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
谁叫两人都是小年轻呢？小年轻不嗨起来，这辈子就嗨不起来了。
本来还只有甘奇与苏轼两人到处嗨，过得几日，队伍就庞大起来了，李定蔡确等人自不用说，冯子鱼等一些同窗也跟上了节奏，还有甘奇一些学生，众人加在一起，二三十人，队伍着实不小。
还有一些人是跟着甘奇到处跑的，却不与甘奇一个队伍，而是每日寻人打听着甘奇今夜到何处吃酒，便会也到那处去吃酒，这就属于圈外粉丝了，只为席间能有点文才显露之时，恰巧被甘奇看到听到了，又恰巧入了甘奇之眼，若是能有幸被邀请同席而饮，那就再好不过了。
如今的甘奇，似乎在这汴梁的年轻一辈士子文人之中，地位超然，能与之为友，便是莫大的荣幸。
只是甘奇鲜少填词，让许多人失望了，不过苏轼多是信手拈来，喝一杯来一句，如探囊取物一般。苏轼填词，还真就是探囊取物，甘奇填词，也如他词中所说，乃是“镂玉裁冰”。
至于酒，甘奇倒也不多饮，微醺即可，再也不宿醉了。一来是怕家中女眷唠叨，二来也是早晨还要起来办公，宿醉之后，第二日精神不佳，怕贻误公事。
这种日子，兴许是甘奇人生中最舒爽快活的日子了。哪怕就是看着苏轼酒醉恣意，也是一种享受。
开口填词，提笔写诗，一笔字如龙如凤，似熊似虎。若是兴起，苏轼还要挥毫泼墨，枯木竹石，说不尽的好。
看得连甘奇都忍不住提笔画画，水平就不谈了，却也画得满场大笑，苏轼还会煞有介事给甘奇一番指点，不过也是对牛弹琴。
若是再喝多一些，苏轼还会亲自抚琴而奏，高歌一曲。
苏轼是女人可以写，胸怀可以写，古今可以写，景致可以写，万事万物万种感受，皆可以写。
有人说苏轼是豪放派的始祖人物，也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也不尽然，因为苏轼大部分诗词，还是以婉约为主的，毕竟他写的那些你好美、我爱你、我想你一类的词，还是大多数。
若是把苏轼许多不出名的词拿出来说是李清照填的，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没有人会不信。
苏轼的豪放，兴许就豪放在什么东西都能写，不拘一格。
苏轼喜欢陶渊明，开口闭口必吟陶渊明，甚至会说五柳先生，乃东晋诗赋绝顶。
可以说没有苏轼，就没有陶渊明的江湖地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若非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就没有陶渊明后世千年如此大名。
在唐宋之时，陶渊明虽然有名，但只是二三线“明星”的地位，远远达不到一线“明星”的地位，因为陶渊明是田园诗人，在宋这种文人崛起的年代，在宋朝这种“野无遗贤”的时代，所有人都奔着东华门外唱名的年代，陶渊明的价值观并不能受到文人的普遍共鸣。
但是苏轼这一辈子，不断给陶渊明做宣传，各种推崇，才硬生生把陶渊明推到了一线，后世千年，陶渊明能有一线“明星”的地位，都要感谢苏轼。
衙门里每日都有人被抓进来，然后挨一番痛打，又被放出去。甘奇每日上班，都在处理这些事情，每天听着衙门里哀嚎的声音，对甘奇是一种精神折磨。
但是也没办法，不这么严刑去推行，商税之事便不可能成，那些商户，就算知道商税监不好惹，也免不得私下里做些手脚，能省一钱是一钱，能少开一张发票便是一张发票。
甘奇也知道，这种风气是不可能完全压得下去的，但是此时必须要用重典，要让所有人对商税之事怀着敬畏之心，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
甘奇也知道，挨打的人只会越来越少，过一段时间，这商税监主要的公事就不是巡查抓人了，还是会回到正轨，以收税为主。
甘奇也从这些差事中看到了大宋朝社会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法律过于宽松，这种宽松，并非只说仁宗对于囚犯赦免之事。而是大宋朝所有的法律都极其宽松，并非法律条文宽松，而是执法的态度宽松。
这就导致所有人对于法律都缺乏一种敬畏之心。
法律明文规定，赌博就是重罪，但是却从未见到几个赌博之人真的获了重罪的。
法律明文规定，刺配之要犯，比如入牢城服役，做苦力，守边关。但是许多外地府衙之内，官员重用的心腹行走之人，竟然有许多面带刺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是重罪之人，反倒不坐牢不服役，主官若是看中了，私自带回给自己办差，这些罪犯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比原来还要活得好。
法律明文规定，除了有资质的酒店，任何人不得私自酿酒，但是这城中，却又到处买得到私酿之酒。私酿也就罢了，私盐本是国家重要收入之一，但是私盐之泛滥，不论是杭州这种江南中心，还是汴梁这种全国首都，满大街都是叫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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