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年弄错甚至齐、魏王系颠倒是常见的事，这是没法子的事，他没机会看到晋朝才出土的竹书纪年。
而因为战国七雄相互乱黑，我骂你秦戎，你骂我楚蛮，所以许多说法相互抵触。
面对分歧较大的史料，司马迁大概是觉得不同说法都有可能，只取一种觉得可惜，便让它们存在于不同列传中，交给后人做判断。
于是任弘能在上面看到关于秦始皇的身世有两种说法，其母有邯郸大户家女和吕不韦舞妓两种记录，秦始皇帝在《吕不韦列传里》被视为吕氏私生子，《秦始皇本纪》里又成了秦庄襄王亲儿子。不同列传矛盾相冲，而赵高和李斯的沙丘密谈如何流出，也是个疑问。
全文最精彩的部分是楚汉之争，陈胜吴广的敢为天下唱，惊心动魄的鸿门宴，如同史诗尾声的垓下围，都是传世名篇。功臣将相纷纷登场，司马迁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他们鲜明的形象。
多亏了陆贾留下的《楚汉春秋》，以及司马迁亲自走访各位开国功臣子弟，方能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篇章。
唯一遗憾的是，司马迁毕竟是文人，对打仗真是一点不懂，每逢大战就一笔略过，硬着头皮写出来的也毫无激情。
这点比起《左传》就差远了，且不论左传究竟是不是春秋的传，是不是伪书，其作者绝对是亲自观摩过战争的，让人感觉身临其境。
不过实事求是，司马迁真没有吹嘘项羽，项羽本纪里有项籍的勇猛，但也如实记了他屠城、自负等诸多毛病，其兴亡皆有缘由。
若是只看到一半而无视另一半，便说作者偏颇。
那不是司马迁的问题。
而是读史者的问题。
史学家的良知是存在于书中的，不虚美，不隐恶，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可谓之实录。
在读累了的时候，任弘起身在这狭小的屋舍里活动，舒展身体。这里是真的小啊，后世被奉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如今却被束之高阁，难以传播。
因为全书最引人争议的地方，是关于孝景、孝武朝的记载，正是这两篇当年触怒了汉武帝，引来删书，也让司马迁对这本书的命运不抱希望，特地分正副本收藏。
来自后世的任弘能不明白么？他最清楚不过了。
人是很难客观看待百年之内历史的，司马迁本人也做不到。尤其是在书写李将军列传时，带入了很强的主观情绪，为李广鸣不平。
但太史公自己也说了，这本来就是他一个人写的“一家之言”啊。
更何况，他也如实记下了李广小心眼、屡战屡败的一面。
司马迁针对的绝非卫霍，而是那些无能无才，却因为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者。
李广利说的就是你！
还有许多涉及景、武两朝的事，是不能秉笔直书的，只能以隐约之意，这是司马迁在经历李陵之祸后的抉择。这些“唯唯，否否”里隐含的未竟之辞，只留待后世的“圣人君子”去探索了。
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历史上，史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人理解，视之为“谤书”。
后世的班彪如此批判司马迁：“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埶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这些是否定司马迁的话，在任弘看来，其实是夸赞啊！
司马迁是最后一个，没有被六经洗脑的史官了，所以这书，实为子学时代最后一作。
不止记了帝王将相的家谱，还写了西南夷、匈奴、朝鲜两越这些大一统国家内的民族史。司马迁曾亲自踏遍天下，实地考察，作为随行人员深入西南，对山川人文了然于心，也明白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
是农，是虞，是工商，是芸芸众生，为此写了《货殖列传》作为列传最后一篇。
任弘也忍不住赞道：“以炎黄五帝始，以农虞工商和天下货殖终，有头有尾。”
这立意，实在让任弘叹为观止。
既大而全，又小而精。汉书很多篇章基本是直接取自史记，一字未改，因为这厮文字太好，笔力惊人，到了一字千金难以修改的程度。
时间，也只有时间能涤荡一切敏感词，让不能说的事变得能说，让人变得客观而不带先入为主的情绪。
让一本千夫所指的谤书，最终变成正史，得到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好东西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不论文字还是历史观，史迁从一开始，就已经站在了两千年封建史书的最高点了。
往后反倒是一代不如一代，任弘敢说，剩下那二十三史里的私货，只会比司马迁多，不比他少。哪怕班氏，也秉承六经，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了不少人呢。
纵观两千年，作为纪传体开山鼻祖的史记，是唯一一部出圈的史书，观众多了，注定会被无数人审视。
人们期待它完美。
所以才会愤慨于它的不完美，极端者，恨不得斥之为“小说”。
其实没必要苛责一个两千年前的史官，非得达到现代唯物史观的高度。
真抽去那些文采飞扬的文字，丰满入骨的人像，妙趣横生的故事，写到成一板一眼的纪实，你多半会说：
“太长不看！”
……
“唉，这就没了？恨短啊。”
九月十四这天，当最后一卷《太史公自序》阅罢后，书架上再无他没读过的卷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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