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在原来的历史,孟庆山只能退缩,但是现在与历史不同,孟庆山是冀中军区政委,不是原来的副司令。加上上红军大学时刘一民灌输的思想,让孟庆山变得坚强起来,坚决抵制肃托扩大化。
这年春天,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国共合作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山东地区由于我党我军占有绝对优势,还不太明显,其它地方已经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陆续成立了锄jiān部,任务就是开展清洗汉jiān特务的锄jiān运动。冀中地区由于肃托和锄jiān凑到了一起,形势变得格外紧张。
对于某些人来说,搞内部清洗那是轻车熟路,在行的很。找不出托派分子、找不到特务,就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只要有人检举揭发就开始逼供,直到被抓的人受刑不过开始胡乱攀咬,供的人越多,肃托指导组、锄jiān部的成绩就越大。
肃托的矛头最先对准的是原河北游击军整编的部队。原因是河北游击军的干部战士原来都是冀中地区的农民,虽然编成了八路军正规军,但当农民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儿改不掉,爱发个牢sāo、给领导提个意见,肃托一开始,让互相揭发,看谁有托派言论。这下乱套了,本来都是战友,一起和小鬼子拼命,但是互相揭发,你说我、我说你,越说问题越大,竟然揪出了一大批托派。
冀中部队都是新编部队,没有见识过肃反的可怕,因此,有些部队在找不出托派的情况下,就以近乎玩笑的形式报个人凑数,结果可想而知,玩笑变成了血淋淋的人头。到后来,连吕正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原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侯平、第第第二师师长段士增、参谋长杨万林都被抓了起来。
第二师是河北游击军主力,冀中部队整编后,第二师编入了四分区。1937年刚拉队伍时,根据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原则,动员出各村地主的枪支,武装了抗日队伍,同时部队驻防到哪个村,就有哪个村的地主出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各村反动地主对第2师的仇恨。1937年底,他们联名告到人民自卫军司令部,诬蔑第2师抢劫,幸有保东特委翟家骏在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使该yīn谋未得逞。后来,由于八路军的发展,吸纳了一部分地主子弟。这些人有文化,在部队中提升很快。而冀中我军属于新编部队,政治教育与主力部队有明显差距。这些地主子弟中的一些人思想没有转变过来,当了八路军干部后开始算老账,正好遇到了肃托,他们就告段士增等人强抢民粮,是典型的土匪作风,并诬告段士增在家里盖起了二层楼。
吕正党晚,对党内斗争不熟悉,当八路军时间不是很长,又担任了冀中军区司令员,执行纪律很严。一见有人联名举报原河北游击军第二师抢民粮,就马上要求召开冀中军区党委会讨论处理。一位主要领导提出:“段士增他们弄开粮店,抢粮食,是土匪行为,应该处决”,孟庆山极力反对,说是部队成立初期,要打仗、行军,紧急情况下,从地主的粮店借些粮食是正常的,不能说是土匪行为。他们几个人是老党员,在发展抗日队伍中有贡献。错误可以批评,不能处决。马上就有人反驳:“这不是有联名告状信吗!说他家盖起了小楼。国难时期,他借筹备给养发财,应该严惩”。孟庆山说,告状信说他家盖了小楼,那也得调查核实啊!会议开了几次,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后来,随着肃托运动的深入,段士增他们就被抓了起来。由于孟庆山的反对,暂时没有处决。
孟庆山有个习惯,睡觉喜欢枕着电话机,便于掌握紧急情况。昨天晚上,由于电话串线,孟庆山在电话中偷听到了肃托指导组和冀中一个主要领导的通话,说的是孟庆山再扯后腿就把他抓了,一并处决。
孟庆山彻夜未眠,思考再三,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制止肃托扩大化了,考虑到肃托指导组是晋察冀军区派来的,孟庆山只好向正在鲁西的曾中生、蔡中发报,请他们向刘一民报告,请刘一民救救冀中那些被抓的同志们。要是刘一民不回电,孟庆山就只好处决段士增他们了。
孟庆山想不到自己刚发完电报时间不长,就接到了刘一民的回电,而且指示非常清楚,命令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立即停止肃托,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人员;责成孟庆山、吕正保护被抓的段士增等人,责成肃托指导组向晋察冀军区和北方局写检查,派山东局常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教导师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教导师北线指挥部政委蔡中巡视冀中。
这下,孟庆山拿到尚方宝剑了,拿着电报就直接去找吕正,告诉他刘一民师长电令到了,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应该无条件的执行央委员、山东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教导师师长刘一民同志命令,立即停止肃托,释放所有被抓的同志。而且要做好准备,迎接蔡中主任前来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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