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刘远的心情受到影响，却不是无理取闹，而是事出有因。
乾朝立国之后，为了表示出万象更新的气魄，也为了昭显自己与秦始皇和胡亥都不同的博大胸襟，刘远就听从朝臣的意见，下令征集天下贤良之言，举凡与治国民生有关的种种，皆可进言。
此诏由咸阳发出，广布天下各郡县，但凡大乾所辖之地，皆能看到这道皇帝亲手所下的诏书。
这下可就热闹了。
谁都知道，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奉行法家，打压其它各家学说，尤其是喜欢高谈阔论，由己推人的儒家，深受秦始皇厌恶，所以焚书坑儒里，儒家的损失最为惨重，多少经典毁于一旦，其它各家碍于形势严峻，也都各自龟缩起来，低调做人，深怕遭受池鱼之殃。
儒家与秦君之间的深仇大恨，从秦末反秦的起义军里，竟然还有孔子九世孙孔鲋参加就知道了，孔鲋后来当了陈胜的博士，还为此死在陈郡，为了反对秦朝，儒家弟子们可谓亲身上阵，不遗余力。
现在刘远这道诏令一出，被压抑了许久的人们仿佛一下子就找到了奋斗的方向。
不光是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墨家……消失已久的诸子百家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大家纷纷上书朝廷，表达自己对国家乃至天下的看法，希望能够让统治者看到并接受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将自己学派的观点推之于天下，要是能像法家那样为商鞅之后的历代秦国国君所接受，乃至变成国策流传下去就更好了。
虽然秦国的名声向来不是很好，最终更加以暴虐之名而告终，但人家怎么说也统一了六国，建立过不世功业，轰轰烈烈地活过一场，虽然像儒家这样的学子都对法家的严苛嗤之以鼻，但心里未尝不暗暗羡慕法家能有过那样的辉煌地位。
而法家也肯定希望能够将自家学说延续下去，发扬光大，再次成为新朝统治者认可的主流学说。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无不卯足了劲，不仅仅是为了向皇帝推销自己，同样也是向天下宣传自己门派的学问。
刘远虽然不喜欢钻研学问，当皇帝也用不着钻研学问，但是每天如小山一般呈上来的奏章，无不显示着大家对本朝和新皇帝的期望，奏章越多，也就意味着他这个皇帝受到天下人的承认广开言路，礼贤下士，但凡不是秦始皇那种唯我独尊，而想有所作为的君王，都希望得到这么一个评价。
这种感觉让刘远觉得很享受，虽然这些奏章里他亲自翻阅的往往不到十分之一。
此时，御史中丞熊康就建议说：陛下不如在咸阳宫里设置一处类似于齐国稷下学宫的地方，可以招纳天下各门各派的饱学之士，以供他们讲学，也可以从全国各地挑选一些有一定学问基础的学子到这里来听讲辩论，既促进了各门派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又能恢复秦始皇之前自由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彰显陛下你海纳百川的胸襟。以如今乾国的疆域和规模，这样的治学之所，一定会比齐国的稷下学宫繁盛许多倍，百来年后，这就是陛下你能被记载于青史上的另一桩大功德啊！
刘远觉得他这番话很有道理，于是在咸阳宫专门辟出一处宫室，易名争鸣殿，又找到熊康所说，广纳天下士人，不限诸子百家，以供天子参考，以备国策之用。
争鸣殿一经建立，短短几个月之间，立马就成为天下瞩目的地方，许许多多士子来到这里一展口才，七国并立之时，那种百家争鸣的氛围仿佛又回来了。
战国时期，诸国并立，谁家学说更加适用于治理天下，能够帮助君王统一，就成为大家争鸣的焦点，但是现在时代变化了，天下差不多已经统一了，虽然北方还有匈奴肆虐，还有跟匈奴勾结到一起的司马昂，但是对大家来说，那已经是蛮夷了，不能归纳入中原文明的范畴，所以争论的焦点可以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比如说现在的乾国，应该怎么来治理才能更加强盛，如何才能让乾国更加迅速地强大起来，早日与匈奴作战，将失去的疆土都收回来。
这就涉及到国家财政的问题了，没有钱，怎么打仗？没有粮草马匹武器，军队何以为继？
于是有人认为，现在国家应该彻底禁止商贾出没，因为大家都跑去经商赚钱了，还有谁会用心耕作田地呢，不去耕田，粮食产量就少，粮食少，人就不够吃，百姓就要饿死，国家就要动乱。最好是让人人都回归到田地里，这样人心不乱，也就少了很多纠纷，说不定还能恢复到三代之治的局面。
也有人认为，商人本身是可以存在的，但是要加以控制，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人重利，追逐利润，那就必定会损害义，义利不两立，治理国家，有仁义就够了，要利做什么？像匈奴这样的化外蛮夷，可以用仁义来感化他们，使其褪去强盗本性，变得像中原民族这般知礼好礼。
又有人说，为今之计，最好莫过于休养生息，与民无争，经历过秦末战乱的百姓已经经受不起再来哪怕是一点的盘剥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身为君王，也应该以身作则，崇尚节俭，修缮甘泉宫什么的，最好就不要了，咸阳宫已经够大了，将就着住就行了，你看天底下还有多少百姓，连茅草屋都住不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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