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信息周报”出了大乱子。
因为临时撤换稿子，李根要跑三个来回印厂，最后一趟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将近六点的时候，印厂打电话给报社，是老孙接的。说是还没见李根来，印厂等着清样开印呢，问是怎么回事。老孙没在意，想着一定是路上车不好坐，堵车，哼哈地把印厂的电话敷衍过去了。这不是他份内的事儿，印厂方面一直是总编于诗风抓的，副总编只管看每期的清样，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再说头版头条上部里老贾的讲话，老贾领的是于诗风的情和他老孙无关。老孙没有和任何人说，锁上办公室的门回家和老婆孩子逛公园灯会去了。
于诗风下午到部里去找了老贾，告诉他讲话已经安排了，明天就可以见报。趁着高兴劲又把时光调档的事儿说了说，老贾当时就给人教处的人打电话，费了一些口舌总算同意接收了。对上对下于诗风功德圆满，心里很是舒服。晚上睡觉前，痛痛快快地喝了瓶啤酒。
夜里十一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睡梦中的于诗风惊醒了。
“送清样的人怎么还没来？！你们的报纸还出不出啦？！”
电话里传来印厂夜班工人愤怒的声音，于诗风顿时睡意全无。
“还有多少时间？两个小时？好好，我马上就办……”于诗风放下电话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两个小时之内清样再不到印厂一版要是开了天窗那漏子可就捅大啦。李根出了什么事儿啦？为什么偏偏上老贾讲话的这一期出差儿？这会不会是冲自己来的？是谁呢？荣总编？他把这事儿在脑子里打了几个转儿。他顾不得多想，立刻找出了他的通讯笔记本，找到了李根第一次来报社给他留下的电话。是个公共电话，响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睡意十足的声音传过来：
“几点啦？！找谁？”
“麻烦您找一下李根，有急事……”于诗风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对别人这么客气过。
“谁？李根？搬走了。”
“搬哪儿去啦？麻烦您……”
“不知道！！”半夜三更找一个已经搬走了的人，对方不耐烦起来，一下挂断了电话。
于诗风一分钟也不敢再耽误，又拨通了程志仁家的电话。
程志仁不久前不显山不露水地再一次结了婚，报社只有少数人知道。第二任妻子是个国家机关干部，大学毕业生、党员。既门当户对又可靠老实，只是相互之间没有程志仁想象中的激情和感觉。赵兵兵在他心里引起的火花早就熄灭了，而且成了一种好像很遥远的记忆。
电话响的时候是妻子接的。程志仁正专心致志地看一盘美国动作片录像带，听妻子说是于总编，他心里一阵不快。遥远的记忆好像一下被勾了回来，想着，如果不是于诗风从中搅和，说不定现在接电话的是另一个人呢。再说老孙是副总编，有事儿不找他找我干什么吗？又一想，老孙这个滑头，说是家没有电话，其实是，装了一直没通。
他懒洋洋地拿过了妻子递过来的电话。
“谁呀？我是。噢——于总啊，有什么吩咐？”他示意妻子把录像机声音调小一些，“什么？啊？！真的？！印厂怎么说？那可麻烦啦……老贾的讲话？我这儿？我想想……好像没有，想起来了，没在我这儿，报社也没留底，都在李根那儿，派人到家里找找，什么？搬家了？报社没有别人知道他住哪儿啦？真是的，这么一个不起眼儿的人谁能想到会弄出这么大事儿来……再问问老孙，噢——现在没法儿找他……”
妻子从屋里找出几页稿纸来到程志仁身边：“这不是吗？你们部里的，叫贾……这是贾什么的讲话……”
程志仁忙使劲冲她摆了摆手，不让她再说下去，接着对电话里说：
“那怎么办呐？补别的稿子？现成的不知道有没有，而且不一定正合适呀？还一个多小时，够呛……好，我这就去。”
于诗风和程志仁赶到报社以后，翻箱倒柜还让老侯橇开了老孙的办公室，到底也没有找到老贾那篇讲话的底稿。再找别的稿子送到印厂已经来不及了。印厂同时负责几家报社出版社印刷，时间上是一环套一环，一家误了就要误一串。不可能为“信息周报”把几家报社出版社全得罪了。没办法，于诗风只好打电话，千恩万谢地让印厂随便找一张制好版的照片临时补救一下。
已经是半夜了，没地方找车，于诗风不放心，又骑着老侯的破自行车，在路上挣扎了近两个小时，满头大汗地赶到了印厂。
报纸开印了，也总算没有开天窗，可看着刚印出来的报纸于诗风差点没晕过去。原来准备登老贾讲话的地方塞一张题为“满园春色关不住”的风景照片，照片本来就曝光不足，再经制版成了黑乎乎的一片。原来留出的地方大，照片小，放在又不正，好像没愈合好的伤口，难看得令人不忍目睹。
于诗风彻底崩溃了，茫然无措地呆立在印厂办公室里。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田刚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
“老于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快，”他把手里的一卷稿纸扔到于诗风面前。
“这是我刚从别的报社挖来的，计委领导的讲话。咱们先转载一下把窟窿补上，官司明天我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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